从功能理性到公众参与——景观中的实践 西方现代景观规划设计的社会
2013-01-31 21:22:11   来源：   评论：0 阅读量：10

1 现代景观规划设计的社会起点

　　现代意义上的景观规划设计是以一系列城市公园为开端的，被称为“美国景观建筑学之父”的奥姆斯特德（F. L. Olmsted）及许多现代景观建筑学先驱面对工业革命以来大城市中日益恶化的环境状况，怀着景观为社会服务的理想，规划和建设了许多城市的公园系统，如1858年的纽约中央公园1865 年费城的费蒙公园、1870 年旧金山的金门公园等等。这些城市公园对现代工业社会城市居民的身心放松起到了巨大的作用，这一时期城市公园大多采用风景画式的自然主义风格，抛弃了极权式的古典主义景观，与体现绝对君权的华盛顿规划相比，现代与民主的形象取代了巨大的纪念性和肤浅的权力象征，景观作为民主社会普通人生活的一部分来到了公众的生活中，现代景观规划设计确立了对广泛的社会目标的兴趣，其价值关怀的社会起点彰显出来，其设计方法也不可避免地随之改变。

2 功能主义和现代主义的兴起

　　对于西方科学文化而言，17 世纪功能主义和理性主义、机械世界观一起成为欧洲的统治理念，19 世纪社会科学出现，功能主义与社会进步和政治改革的理想联系起来，在满足社会需求和普通民众的理想指导下，景观规划设计同样逐渐为功能主义所影响。20 世纪初，瑞典斯德哥尔摩将斯德哥尔摩的城市公园作为一个系统，以功能主义为指导，使公园成为城市结构中为市民生活服务的网络，创造了有着广泛社会基础的完全民主的城市景观结构。1938 年英国人特纳德（Christopher Tunnard）写成了被称为现代景观设计第一则声明的“现代景观中的花园”一书，其中新理念的第一条就是从现代主义建筑中借鉴而来的功能主义，这些实践和理论对现代景观规划设计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标志着功能理性在现代景观规划设计中的兴起。

　　对于现代主义建筑而言，相当重要的一个因素是新材料的发现和大量运用，然而景观规划设计中的基本材料——大地、水和植物无法变换，因此现代主义中反对对称、历史样式和肤浅装饰的理念才是现代主义景观中深受影响的部分，而其中最具积极意义的是功能应当是设计起点的这一理念。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景观逐渐深入普通市民生活的方方面面，现代景观设计中的功能主义有了切实的社会基础，并逐渐成为现代景观规划设计的基本理念。

3 现代主义的社会关怀及其理念分析

　　现代主义景观规划设计强调功能从美转向了实用的理念，坚信规划设计是修正社会疾病的手段之一，通过设计寻求社会需求的满足、社会进步和社会生活的改善是现代主义者的最终理想。现代主义从技术专家的角度出发，采取理性综合的方法，其理念的哲学基础是建立在西方实用主义和义务论这两大公共政策传统之上的，面对社会需求，他们采取的是唯理的分析方法和线性的操作程序。西方实用主义对行为好坏的判断标准不在行为本身，而在于其结果，而权力与义务在西方公共政策传统中是个人化的，针对个人行为的，在社会逐渐多元化的背景下，面对多样的选择，如何满足大多数人的喜好，如何使每个人的需求在未来实现的规划设计中都保证不被排除在外，如何使规划结果实现最大程度上的公正和社会满足，建立在个人的或少数人的理性分析和判断逐渐遭到质疑。对于理性综合而言，做出准确的预计判断需要的是完全的信息背景，然而这种背景往往是令人难以相信的，在多变的现实中，存在着巨大的困难和悖论，这种自上而下的精英主义设计和管理方法面对各种快乐源泉的价值评估和取舍各种人的需求时显然会产生偏差和不足。现代社会中，指望或要求政府或技术专家明察秋毫是不符合现代社会常识的，在现实中好的设计需要对话，需要多元的对话，西方现代景观设计方法的发展与变革体现了这一社会观念的变化。

4 从SAD 方法到公众参与

　　英国生物学家、城市学家、现代城市规划先驱之一的帕特里克·格迪斯（Patrick Geddes）十分强调城市规划的社会性，倡导“调查然后规划”（survey before plan），他是SAD（Survey-Analysis-Design）方法的直接创始人，同时也是英国第一个采用“景观建筑师”专业名称的人。从50 年前英国景观建筑学第一课起，其正统的景观设计方法就是建立在循序渐进的SAD 之上的，虽然这一方法今天已经招致了相当多的批评，并且为某些人所拒绝，在更需要创造性和直觉的规划设计中越来越暴露出不足，但SAD学说仍是欧美大多数景观建筑学教育的基础，其实用的操作性为功能主义观念提供了强大而有效的方法与手段。

　　SAD 方法建立在专家技术人员调查分析的基础上和充分信息来源之上的，其理性综合的意指，似乎功能即目的，但是对现代哲学认识而言，事物的目的只是人们赋予的，不同的人会以不同的方式规定事物的本质，赋予事物价值。在西方科学传统中，观察者独立于被观察对象的客观地位都被怀疑的今天，对于社会多种人群、多种阶层和多种团体的不同要求，基于技术专家理性综合的设计方法往往顾此失彼，其价值中立的理性代表地位也饱受质疑。对于现在的设计者而言，不仅要协调自己的价值观念，而且必须给与别人的价值观以特殊的地位。随着社会民主的发展，一种更好地反映和平衡社会多元价值冲突的设计方法，在SAD方法的基础之上出现了。

　　60 年代以来，城市政治生活兴起了公众参与浪潮，70 年代初始开始影响专业实践领域，城市规划和景观规划设计的视点从宏观转到了微观，从鸟瞰的专家角度转到了市民的角度，由专业性集中的权力转到了感性、具体、自下而上的参与。1965 年保罗·达维多夫（Paul Davidoff）发表了倡导规划与多元社会一文（Advocacy and uralism in Planning），认为规划者应当是多元化社会不同目标的倡导者，规划师重铸了自己的角色，迎合于团体民众，而不是如传统中的做法一样求助于技术和专业技能。城市规划和景观规划设计“从实用主义向揭示真理转变，修正虚假的预测，拓展有敏感力的管理和行动和具有批判性的规划实践，反对犬儒哲学，培育成熟的调查研究，加强技术的熟练化和政策的敏感度，从而走向了一种有组织的民主化的实践”（Froester 1980）。正如彼得·霍尔（Peter Hal）的评论指出，如果剥去公众参与的德国哲学价值判断的外衣的话，可以看出它们是公共民主知觉的结果。规划设计转而“倾听于民众，深入无组织的人群之中，教育市民如何参与提供信息和使人们知晓如何获取信息，发展团体合作中的矛盾处理技巧，强调参与的需求，从而消弭外在压力”（Hall 1998）。从SAD 到公共参与，城市规划和景观规划设计的方法进一步向社会倾斜了。

5 公众参与的程度技术与方法

5.1 公众参与的程度阶梯

　　谢莉·安斯汀（Sherry Arnstein）1969 年通过对公众参与实践的分析，发表了市民参与的阶梯（A Ladder of Citizen Participation）一文，根据市民参与的程度，提出了公众参与的阶梯的概念（表1），将公众参与分为八级，三个层次，其三个层次也可以理解为公众完全被动的阶段、受约束的尝试阶段和受引导的互助合作阶段，反映了公众在参与中的地位和作用的高低。这一分析对现实状况中公众参与方法的分析至今仍有相当的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