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功能理性到公众参与——景观中的实践 西方现代景观规划设计的社会
2013-01-31 21:22:11   来源:   评论:0 阅读量:10

1 现代景观规划设计的社会起点  现代意义上的景观规划设计是以一系列城市公园为开端的,被称为美国景观建筑学之父的奥姆斯特德(F. L. Olmsted)及许多现代景观建筑学先驱面对工业革命以来大城市中日益恶化...


5.2 公众参与的技术与方法

  在规划与设计的程序上,有着不同的参与方法和技术,根据其适用于规划设计的不同阶段可分几类。在搜集规划信息,衡量社会价值观和决定规划设计方向和目标时的公众参与技术和方法有民意问卷调查;市民代表组成的咨询委员会、社区理事会;由规划部门协助以协调或解决不同市民团体间不同意见的市民小组讨论;通知市民和搜集市民反馈意见的会议;解决具体问题的研讨会(Charrette)和市民工作组;不同形式的公共信息交流以及由个别市民、利益团体、政府和规划部门组成的综合性论证等等。

  在设计和选择方案时则可考虑如下手段:设计图纸和模型的展示;市民复决、投票支持或反对方案;以市民为主的草案“工作室”(Workshop);通过选举或委任的市民代表直接参与规划设计工作;广泛性的公众设计竞赛;以不同利益团体的立场去评估不同的草案等等。

  在规划设计的实施阶段,政府可直接委任市民代表参与工作和为及时获取市民的反馈意见设立“探访中心”(Drop-in Center )等等。这些公众参与的技术和方法都是西方从实践经验中而来的,有着各自不同的模式和具体的目标。

6 公众参与景观规划设计的实例

6.1演变中的场所

  博德城市公用地(Bold Urban Common)临近英国默西塞德郡(Merseyside)的圣海伦斯(St Helens),包括两个地块。一个是博德苔藓地(Bold Moss)——一块52hm2的煤矿渣堆,在1955年到1986年间堆于泥炭沼泽低地之上而形成的。英国煤炭公司(British Coal)1990 年以一英镑的价格将它卖给了基础建设托管委员会(Groundwork Trust),这一地块也是该委员会采取新的复兴方法的最初实践地区之一。由于公共安全的原因,邻近的另一个地块博德煤矿(Bold Colliery)采用的是一种更为传统的复兴方式,但是两个地块未来将会以一座跨过铁路线的桥相连接。问题的复杂性在于场地位于城市的边缘,紧挨着一个绰号为水泥城(Cement City)的大片住宅区。

  在博德苔藓地项目开始的时候,最为强调的是需求的评价,以便找出什么是当地社区最想要的。这并不十分容易,因为一开始当地社区的人们没有多少热情,托管委员会的工作人员不得不首先使人们对这一大片废弃地的未来产生兴趣,当这一步做到之后,托管委员会发起了一个名为为“真实而规划”(Planning-for-Real)的活动,在这一活动中回避了传统的总体规划的方法,而采用了一种更为革新的设计方法,社区居民积极参与了规划方案的设计和模型的制作(图1)。

  社区代表集合起来成立了博德苔藓地论坛,并且向市议会的议员团、当地的专家代表和托管委员会的工作人员汇报(图2)。当地社区志愿者在基地上的义务劳动也改变了项目具体细节的设计方式,这些工作包括小径的铺设和大量树木的种植,但是整个场所复兴的大部分工作是由自然演替本身完成的。对这一方式的批评在于这一过程比传统的复兴方法占用了更长的时间,但是关于这一场所的每一个重要决定都是在当地居民的参与下完成的。社区居民的认同和喜爱足以抵消上述批评,最终,托管委员会打算将进一步的场所管理权移交给一个有组织的当地社区团体,在博德苔藓地的景观规划设计中,景观规划师在景观的形成过程中没有居于完全主导的地位,但景观场所的生态社会和美学价值似乎都在增长,对比景观建筑师主宰了场所每一天的形象变化的博德煤矿地块而言,传统的景观建筑师在专业设计实践中的角色和作用受到了挑战。

6.2 对景观规划设计中公众参与的评价

  公众参与到规划设计作为西方社会民主的体现是资本主义土地私有制的必然,也是社会民主政治的需要,社会各种利益团体在公众参与中找到了平衡点,公众参与过程对于社会的公平与稳定,增加社会的向心力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景观规划设计作为一门预测与实践专业,少数专家的功能理性分析方法在复杂而多元的社会现实中难以做到全面和公正,同时也可能使规划设计的权力落入统治机构、少数富人和技术统治者手中,出现在我国目前景观规划设计中的形式化的城市美化运动就反映了规划设计方法中切实的社会关怀的缺乏。

  对景观规划设计和管理者而言,在规划设计过程中聆听市民的呼声与建议是获得最终使用者的要求和社区信息的良好手段,多种价值需求的认识也给设计者提供了更多可以供消化理解的信息,为设计灵感的产生提供了更多的刺激元,社会意识的增加也使设计者得以避免陷入形式的自我陶醉之中。

  对于景观规划的使用者——普通市民而言,公众参与给了其机会以表达和实现自身对未来环境的期望,多元的社会群体,特别是少数人的意见被采纳,可以增加市民对未来规划设计决策的信任感和喜爱程度,同时也促进了市民对城市景观的理解力和市民素质的提高,从而发挥了景观规划设计的教育功能。

  应当指出,公众参与更多的运用于城市规划中,对于小尺度的、需要更多的创造力与灵感的景观设计,公众参与的作用并不明显,但随着现代景观规划设计范畴的扩大,在大尺度的城市景观规划中,综合平衡了多种使用者需求的公众参与设计,有利于克服片面性,创造公正、公平的景观,为景观规划设计实践提供了获得长期成功的社会基础,发挥现代景观规划设计的社会作用。

7 公众参与存在的矛盾及对我国景观规划中公众参与的认识

  西方几十年的公众参与规划设计实践,获得了许多成功的经验,也暴露了一些矛盾,受到了一些质疑,例如曾经任职于哈佛大学设计学院的景观建筑师劳瑞·奥林(Laurrie Olin)就指出一些研讨会成了一个谈天的好场所,而最后的设计草案却又是马虎和轻率的,这一过程和结果是对严肃的景观规划设计的嘲弄,公众参与失去了大部分意味和价值,同时,参与市民的代表性有时也令人怀疑。研究表明,低收入市民的参与热情要低于高收入者。这些公众参与实践中所反映出来的问题值得思索和改进。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结构的不断变化,社会各组织、各系统之间多元互动要求的增加,这些经验与教训对我国的景观规划设计会有其借鉴和启示作用。

  (1)关于公平和效率

  公众参与所需的时间和金钱花费较大,比如组织会议宣传印刷和展览布置等等,同时公众参与使规划设计所需思考的问题增多,相比传统的设计方法而言,效率似乎是低下了。但是从普通市民的长期利益出发的公众参与使规划设计保证了一定程度的公平,防止了一切为市场力所左右,平衡了市场的作用力和管理者使用者的需求。对于社会转型期的我国现实情况而言,为市民长期服务的城市景观中公平应该比效率重要,更何况市民的理解和支持也有助于提高景观规划设计的实现和维护的效率。

  (2)关于合作与竞争

  公众参与中各团体为各自的利益排斥其他团体、阶层和个人的需求,有些规划设计的决策对于全局可能是好的,然而对于个别地区和团体的利益而言则是不利的,从而遭到抵制,这时参与对决策的取舍无益。这就需要规划设计者很好地组织各团体协商合作,这不是假定每个人都有相同的体验悟性和能力,而是坚持认为每个人的想法和体验都应该得到尊重,抱着积极的态度发挥领导作用,满足大多数人的意愿,完善公众参与的方法与手段从而使会商得出结论。

  (3)关于组织与机制

  西方公众参与的实践表明,真正有成效的公众参与不是个人层次上的参与,而是有组织的非盈利机构企业和社区居民代表的参与,而个人的参与方式缺乏广泛的代表性,同时其意见也难以得到全面的重视,因此公众参与中合理的组织与机制十分重要。我国已经运用的公众参与方式(青岛烟台的城市规划方案展览的公众评议、南京的城市规划展览)大多是一种方案的展示和评价,对规划设计前期的公众参与也局限于为调查现状目的而走访公众。普通市民有组织的对未来设想和对规划设计过程的参与依然没有涉及,全面而有效地反映市民期望的参与方法和组织机制依然缺乏。对于我国土地公有制的社会状况和为公众利益服务的政府组织形式而言,现阶段公众参与的重点也许不是各种私利的竞争与平衡,而是建立自上而下了解市民的实际需要和规划对他们的影响的渠道,以及自下而上监督规划决定是否维护了大多数人利益的机制。

8 结语

  西方现代景观规划设计,在时代的背景下始终关注景观的社会效能,并在操作手段上,从早期的功能理性到今天的公众参与,走的一直是一条坚持社会关怀的道路。应当指出公众参与对市民是民主平等权利的张扬,今天的中国随着经济改革的深入,居民的财产权益日渐明晰扩大,公众对自身的权益关心越来越明确,大众文化在我国社会文化生活中的地位不断加强,作为有着不可磨灭的社会印迹的现代景观规划设计,如果不能体察时代的脉动,投身普通市民的需求之中,就只能沦落到为满目疮痍的城市环境,收拾善后的局面。对于我国景观规划设计的现实需求而言,公众参与不应当是走向“反科学”与“反理性”的利益斗争,而应当是工具理性在为大多数人的价值理性指引下不断地深入、客观和完善,如果我们承认现代景观规划设计的社会作用,坚信理性和公正能够指导规划设计,那么对于我国的景观规划设计中仍然缺乏民主与社会关怀的现实,去除个人超然的精英意识和形式化的创意沉迷,保持开放、尊重差异的心态,走更为民主和公众的道路则是必然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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